第609章
寇瑊见众人已经默认，急忙又问道：“往年的案卷可以如此做，那么来年的闰年历呢？是依往年故事还是按照新的方法来？”
吕夷简道：“既然三司说是新的方法好，那自然是按新的方法来。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按往年故事的副本也还是要的，让各州县辛苦一下就是。”
徐平张了张嘴，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什么辛苦一下，自己也是做过通判的人，遇到这种事情，通判的通常做法难道不是把往年的数字抄一份，然后再依新格式上报来糊弄吗？转念一想，吕夷简做通判的时间可比自己长，而且以知州身份在地方更是任职多年，自己知道的他能不知道？州县官员糊弄也就糊弄了，反正这个年代变化最少以十年为单位，也离谱不到哪里去。等到让下面的官员都对新规则熟悉了，再来一次彻底的统计也不迟。
其他人没有异议，事情便就这样定了下来。徐平头上多了个差遣，兼任准备编修三司条例，这个官衔徐平听着很是别扭，但这个年代很多的官他都听着别扭，又如何？
（备注一下：王安石变法时的机构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制置和检详都比编修带有更多改革更张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不隶中书，宰相不得过问，而是直接归于皇帝管理，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书中只是三司下属的小部门，没那么大权力，也就没那么多人出来反对，当然也做不了变法的事。为免误会，特此说明。）
第65章 永宁侯府
下午，徐平离了三司衙门，看着西天斜挂的红日只觉得神清气爽。
今天的崇政殿奏对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当官最紧张的一次，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反正坐在殿里，就总是觉得自己考虑得不成熟，不知哪里有漏洞。在殿里的时候只是有这种感觉，想不出来为什么，直到结束公事，出了衙门，才想起到底是什么原因。
今天是徐平第一次见到王曾，仔细想想，可能就是这个人给了徐平如此大的压力。以前即使面对官场老油条吕夷简，徐平也能侃侃而谈，据理力争，并不会打怵。而王曾与吕夷简相比面相和善，说话慢声细雨，整个人都显得温文尔雅，但却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
太后当政的十年，是王曾和吕夷简的时代。两人同龄，经历类似，又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站在同一战线，跟刘太后既合作又对抗，力保小皇帝顺利亲政。
从资历上来说，王曾彻底压倒吕夷简。
吕夷简咸平三年中进士，比王曾早一届。但王曾在咸平五年是连中三元，以状元的身份登进士第，仕途起点就高于吕夷简。乾兴元年王曾第一次拜相，为大宋继吕蒙正和李迪之后的第三位状元宰相。在王曾拜相之后，提拔当时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为参知政事，王曾对吕夷简有知遇知恩。实际上天圣年间两人的关系也不错，吕夷简对王曾甚是恭敬。
两人的为官经历也大致差不多，除了在地方任上，朝堂之中从事的大多都是人事刑狱之类的实职，再就是台谏词臣，升为宰执。
两人最大的不同，是吕夷简说到底是位官僚，虽然有做事的才干，骨子里还是官僚习性。吕夷简地位的稳固，更多是私植党羽，玩弄权术。这样做的不一定就是奸臣，因为吕夷简虽然把持朝政，但却没有因私害公，中间的尺度他还是把握住的。
王曾则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没有私党，以公心办事，因为能力提携同僚下级。这也没有什么，宋朝从来不缺这种人，而且徐平的同龄人中这种人还特别多。王曾跟那些人最大的不同是他虽然是这种人，但从来不靠自己的一张嘴，而是自己实实在在的能力。实际上王曾之后他的同类人就很少有人有这种政治能力了，而只靠一张嘴一枝笔从政。
王曾不植私党，而天下士大夫仰望，朝堂之中的拥护者绝不下于吕夷简。
依徐平的性格，更愿意与吕夷简打交道，公事公办，私事大家各不相干。王曾给人的压力太大，虽然他的性格很和善，但在政治上一板一眼的习惯让人很受拘束。
看着天边的斜阳徐平摇了摇头，为官从政，哪有事事如意的道理？且一步一步走吧。
明天十八不上朝，后天十九开始冬至七天长假。虽然长假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不休务，还要到三司衙门视事，但这个时候谁还有办事的心思？自然都是各种准备，呼朋唤友准备游玩饮宴，有的衙门还会用公使钱吃喝一顿。
说起来在朝为官最不习惯的就是公使钱一下子少了很多，虽然各种官职补贴比在地方多了不少，但实际收入就少得多了。徐平家里不缺钱，但他也没道理自己花钱在公务应酬上，京城里的衙门人情味就比地方淡得多。倒是不同衙门的人，只要情趣相投，互相之间可以请客饮宴，交际范围比地方大了许多。
趁着冬至长假，徐平要把家搬到城外去，虽然新家还没有完全建好，但已经可以住人了。父母住在那里，照看着也省了徐平天天向城外跑。
新家的门匾徐平都已经制好了，“永宁侯府”四个大字，蔡襄写的。这也只能怪徐平欣赏水平有限，只知道这个时候在后世知名的大书法家里有一个蔡襄，但凡是什么重要的文字都去托蔡襄写，润笔的钱都送给了他不少。
到了二十这一天，天气一下又冷了下来，北风并不大，但刮在脸上像刀割的一样，一下就把脸吹得硬邦邦的。
吕夷简道：“既然三司说是新的方法好，那自然是按新的方法来。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按往年故事的副本也还是要的，让各州县辛苦一下就是。”
徐平张了张嘴，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什么辛苦一下，自己也是做过通判的人，遇到这种事情，通判的通常做法难道不是把往年的数字抄一份，然后再依新格式上报来糊弄吗？转念一想，吕夷简做通判的时间可比自己长，而且以知州身份在地方更是任职多年，自己知道的他能不知道？州县官员糊弄也就糊弄了，反正这个年代变化最少以十年为单位，也离谱不到哪里去。等到让下面的官员都对新规则熟悉了，再来一次彻底的统计也不迟。
其他人没有异议，事情便就这样定了下来。徐平头上多了个差遣，兼任准备编修三司条例，这个官衔徐平听着很是别扭，但这个年代很多的官他都听着别扭，又如何？
（备注一下：王安石变法时的机构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制置和检详都比编修带有更多改革更张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不隶中书，宰相不得过问，而是直接归于皇帝管理，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书中只是三司下属的小部门，没那么大权力，也就没那么多人出来反对，当然也做不了变法的事。为免误会，特此说明。）
第65章 永宁侯府
下午，徐平离了三司衙门，看着西天斜挂的红日只觉得神清气爽。
今天的崇政殿奏对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当官最紧张的一次，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反正坐在殿里，就总是觉得自己考虑得不成熟，不知哪里有漏洞。在殿里的时候只是有这种感觉，想不出来为什么，直到结束公事，出了衙门，才想起到底是什么原因。
今天是徐平第一次见到王曾，仔细想想，可能就是这个人给了徐平如此大的压力。以前即使面对官场老油条吕夷简，徐平也能侃侃而谈，据理力争，并不会打怵。而王曾与吕夷简相比面相和善，说话慢声细雨，整个人都显得温文尔雅，但却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
太后当政的十年，是王曾和吕夷简的时代。两人同龄，经历类似，又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站在同一战线，跟刘太后既合作又对抗，力保小皇帝顺利亲政。
从资历上来说，王曾彻底压倒吕夷简。
吕夷简咸平三年中进士，比王曾早一届。但王曾在咸平五年是连中三元，以状元的身份登进士第，仕途起点就高于吕夷简。乾兴元年王曾第一次拜相，为大宋继吕蒙正和李迪之后的第三位状元宰相。在王曾拜相之后，提拔当时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为参知政事，王曾对吕夷简有知遇知恩。实际上天圣年间两人的关系也不错，吕夷简对王曾甚是恭敬。
两人的为官经历也大致差不多，除了在地方任上，朝堂之中从事的大多都是人事刑狱之类的实职，再就是台谏词臣，升为宰执。
两人最大的不同，是吕夷简说到底是位官僚，虽然有做事的才干，骨子里还是官僚习性。吕夷简地位的稳固，更多是私植党羽，玩弄权术。这样做的不一定就是奸臣，因为吕夷简虽然把持朝政，但却没有因私害公，中间的尺度他还是把握住的。
王曾则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没有私党，以公心办事，因为能力提携同僚下级。这也没有什么，宋朝从来不缺这种人，而且徐平的同龄人中这种人还特别多。王曾跟那些人最大的不同是他虽然是这种人，但从来不靠自己的一张嘴，而是自己实实在在的能力。实际上王曾之后他的同类人就很少有人有这种政治能力了，而只靠一张嘴一枝笔从政。
王曾不植私党，而天下士大夫仰望，朝堂之中的拥护者绝不下于吕夷简。
依徐平的性格，更愿意与吕夷简打交道，公事公办，私事大家各不相干。王曾给人的压力太大，虽然他的性格很和善，但在政治上一板一眼的习惯让人很受拘束。
看着天边的斜阳徐平摇了摇头，为官从政，哪有事事如意的道理？且一步一步走吧。
明天十八不上朝，后天十九开始冬至七天长假。虽然长假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不休务，还要到三司衙门视事，但这个时候谁还有办事的心思？自然都是各种准备，呼朋唤友准备游玩饮宴，有的衙门还会用公使钱吃喝一顿。
说起来在朝为官最不习惯的就是公使钱一下子少了很多，虽然各种官职补贴比在地方多了不少，但实际收入就少得多了。徐平家里不缺钱，但他也没道理自己花钱在公务应酬上，京城里的衙门人情味就比地方淡得多。倒是不同衙门的人，只要情趣相投，互相之间可以请客饮宴，交际范围比地方大了许多。
趁着冬至长假，徐平要把家搬到城外去，虽然新家还没有完全建好，但已经可以住人了。父母住在那里，照看着也省了徐平天天向城外跑。
新家的门匾徐平都已经制好了，“永宁侯府”四个大字，蔡襄写的。这也只能怪徐平欣赏水平有限，只知道这个时候在后世知名的大书法家里有一个蔡襄，但凡是什么重要的文字都去托蔡襄写，润笔的钱都送给了他不少。
到了二十这一天，天气一下又冷了下来，北风并不大，但刮在脸上像刀割的一样，一下就把脸吹得硬邦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