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4章
晏殊看看范仲淹，再看看徐平，真地是糊涂了，徐平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徐平见这两个人是真地不理解自己想法，只好把话说明白：“《钱法类书》是编来干什么的？朝中官员，不拘官位高低，只要有了想法，与钱法有关，都可以在上面发文。没有什么对与错，只要把道理说明白，大家议论。本就是各抒已见，让主政者用来参考，博采众长。想法越新奇越好，哪怕是说梦话，我都不觉得有什么。”
范仲淹道：“云行的意思，欧阳修不当说购物券？而是应该说钱法？”
徐平连连摇头：“不是，说购物券极为允当！是欧阳修说事情的方法，说事情的目的，都有问题！他说购物券，应当如何做，做了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弊端，可以朝着哪个方向试，都没有问题，而且极好。但他的文是怎样的？购物券和钱法都提了几句，正要看他有什么意见呢，突然来一句，‘主其事者，不智也’。”
说到这里，徐平的声音高了一些：“一再说，《钱法类书》是谈事情的！结果欧阳修的文里对事情语焉不详，三言两语带过，那天我问他，他也说不个所以然来。洋洋洒洒几百字，就为了最后那七个字，‘主其事者，不智也’。说他是哗众取宠，都是轻了！在我看来，纯粹就是来捣乱的！”
“随便品评人，圣人都不敢这样做，他欧阳修就敢！谈论事情，论事不论人，讲人的作为，论迹不论心，这是原则！破了这条原则，事情就无法谈论下去。我辛辛苦苦费了无数心力，编那些《钱法类书》，他这样做，太过轻浮！”
徐平看看晏殊和范仲淹两个人，沉声说道：“那天我说来说去，就是在那七个字上。如果他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甚至认为我徐平受不得别人指摘。那只能说，看轻了我徐平，他也是名不副实！”
说真的，徐平当时是认为欧阳修的重点不对，不把精力放在讲述事情上，也不用心去思考，而只是图口快，只想着评点江山，这样是不好的。但那时候并没有向心里去，对欧阳修说的话并不算重，还是批评教育为主。
没想到事情过去，这两天不断有人来跟他说当时讲得重了，欧阳修到底是负一时文名的才子，说话要给他留有余地。徐平想来想去，越想越不对。
论事不论人，论迹不论心，当时跟欧阳修讲话的时候，徐平心里还没有把一点当成最重要的。今天范仲淹提起，徐平才猛然醒悟。
对人不对事，正是历史上后来朝政一塌糊涂的重要根源之一。根本不管做的事情对不对，品评的结论，都是不智，不仁，不义，小人也。谁掌权谁是君子，谁下台谁是小人，恨不得把对方斩尽杀绝。顺我者君子党，逆我者小人狂，一片混乱。
而把这一作风发扬光大的，正是欧阳修。事情过去，没人再提也就罢了，这两天不断有人来给欧阳修说情，徐平真地考虑要给欧阳修一个教训了。
第152章 防微杜渐
徐平前世隐约有记忆，范仲淹因为所谓君子党被吕夷简迫害，欧阳修因此写《朋党论》。历史上只是轻描淡写，现在徐平可不敢掉以轻心。前世自然不知道，现在才明白，从君子党小人党，到新党旧党，实在是一脉传承，所来有自。
自宋开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明确党争，发生在太宗时期，胡旦、赵昌言等人公开结党，锐意钻营。君子党和小人党的理论先导，正是在此时发生。以文章得享天下大名的王禹稱，作《朋党论》，提出小人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而且，如果君子无党，则不能与小人之党相争，就会天下大乱。
第二篇持这个论调的《朋党论》，自然就是历史上欧阳修所作的那一篇了。那文章写在什么时候？范忠淹因为被指为范党领袖，贬出京城，且榜其事于朝堂，当时朝里不少官员竟以位列范党门下为荣。欧阳修的《朋党论》，不仅仅是一篇文章，而是有明确的政治意义。君子党与小人党之争，从此由幕后走上前台，左右政坛。
其后的历史，徐平虽然没有印象，但大致的脉络还是隐约有感觉。
此后，司马光中进士之后不久再作《朋党论》，苏轼继欧阳修后《续朋党论》，苏轼门人秦观再作《朋党论》。其中除了司马光是结合事实论史，苏轼和秦观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文章出现的时间恰恰在朝中党争激烈的时候。
以论事起，而以论人终，几乎是欧阳修写文的标志，炮火只是偶然溅到了徐平的身上。不去论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而专一去贴上君子小人的标签，是欧阳修及其一脉相承的文人的特点。欧阳修如上，他的两个得意门生王安石和苏轼又何尝不是？
向前再发展一步，同我者君子，不同我者小人，政事彻底成为意气之争。
什么是小人？什么是君子？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简单一句话，言利的是小人，言义的是君子。在这之间，再杂上性善性恶之辨，论忠直邪正，基本就大概内容了。
很不幸，徐平想来想去，从思想根源上，自己貌似怎么都是要划在小人一边。
看了看身边一时沉默不语的范仲淹，徐平的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两人在同一天升为待制，徐平为龙图阁待制，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自己的位次在范仲淹之上。这一段时间以来，徐平在三司培植势力，而范仲淹一样在身边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徐平在三司，把持大权，提掖后进，重用年轻人，但秉持一个原则，就是不营私利，不植私党。范仲淹也一样不营私利，甚至对于自己的升迁荣辱都置之度外。但要说不植私党，就值得商榷了。
徐平见这两个人是真地不理解自己想法，只好把话说明白：“《钱法类书》是编来干什么的？朝中官员，不拘官位高低，只要有了想法，与钱法有关，都可以在上面发文。没有什么对与错，只要把道理说明白，大家议论。本就是各抒已见，让主政者用来参考，博采众长。想法越新奇越好，哪怕是说梦话，我都不觉得有什么。”
范仲淹道：“云行的意思，欧阳修不当说购物券？而是应该说钱法？”
徐平连连摇头：“不是，说购物券极为允当！是欧阳修说事情的方法，说事情的目的，都有问题！他说购物券，应当如何做，做了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弊端，可以朝着哪个方向试，都没有问题，而且极好。但他的文是怎样的？购物券和钱法都提了几句，正要看他有什么意见呢，突然来一句，‘主其事者，不智也’。”
说到这里，徐平的声音高了一些：“一再说，《钱法类书》是谈事情的！结果欧阳修的文里对事情语焉不详，三言两语带过，那天我问他，他也说不个所以然来。洋洋洒洒几百字，就为了最后那七个字，‘主其事者，不智也’。说他是哗众取宠，都是轻了！在我看来，纯粹就是来捣乱的！”
“随便品评人，圣人都不敢这样做，他欧阳修就敢！谈论事情，论事不论人，讲人的作为，论迹不论心，这是原则！破了这条原则，事情就无法谈论下去。我辛辛苦苦费了无数心力，编那些《钱法类书》，他这样做，太过轻浮！”
徐平看看晏殊和范仲淹两个人，沉声说道：“那天我说来说去，就是在那七个字上。如果他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甚至认为我徐平受不得别人指摘。那只能说，看轻了我徐平，他也是名不副实！”
说真的，徐平当时是认为欧阳修的重点不对，不把精力放在讲述事情上，也不用心去思考，而只是图口快，只想着评点江山，这样是不好的。但那时候并没有向心里去，对欧阳修说的话并不算重，还是批评教育为主。
没想到事情过去，这两天不断有人来跟他说当时讲得重了，欧阳修到底是负一时文名的才子，说话要给他留有余地。徐平想来想去，越想越不对。
论事不论人，论迹不论心，当时跟欧阳修讲话的时候，徐平心里还没有把一点当成最重要的。今天范仲淹提起，徐平才猛然醒悟。
对人不对事，正是历史上后来朝政一塌糊涂的重要根源之一。根本不管做的事情对不对，品评的结论，都是不智，不仁，不义，小人也。谁掌权谁是君子，谁下台谁是小人，恨不得把对方斩尽杀绝。顺我者君子党，逆我者小人狂，一片混乱。
而把这一作风发扬光大的，正是欧阳修。事情过去，没人再提也就罢了，这两天不断有人来给欧阳修说情，徐平真地考虑要给欧阳修一个教训了。
第152章 防微杜渐
徐平前世隐约有记忆，范仲淹因为所谓君子党被吕夷简迫害，欧阳修因此写《朋党论》。历史上只是轻描淡写，现在徐平可不敢掉以轻心。前世自然不知道，现在才明白，从君子党小人党，到新党旧党，实在是一脉传承，所来有自。
自宋开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明确党争，发生在太宗时期，胡旦、赵昌言等人公开结党，锐意钻营。君子党和小人党的理论先导，正是在此时发生。以文章得享天下大名的王禹稱，作《朋党论》，提出小人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而且，如果君子无党，则不能与小人之党相争，就会天下大乱。
第二篇持这个论调的《朋党论》，自然就是历史上欧阳修所作的那一篇了。那文章写在什么时候？范忠淹因为被指为范党领袖，贬出京城，且榜其事于朝堂，当时朝里不少官员竟以位列范党门下为荣。欧阳修的《朋党论》，不仅仅是一篇文章，而是有明确的政治意义。君子党与小人党之争，从此由幕后走上前台，左右政坛。
其后的历史，徐平虽然没有印象，但大致的脉络还是隐约有感觉。
此后，司马光中进士之后不久再作《朋党论》，苏轼继欧阳修后《续朋党论》，苏轼门人秦观再作《朋党论》。其中除了司马光是结合事实论史，苏轼和秦观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文章出现的时间恰恰在朝中党争激烈的时候。
以论事起，而以论人终，几乎是欧阳修写文的标志，炮火只是偶然溅到了徐平的身上。不去论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而专一去贴上君子小人的标签，是欧阳修及其一脉相承的文人的特点。欧阳修如上，他的两个得意门生王安石和苏轼又何尝不是？
向前再发展一步，同我者君子，不同我者小人，政事彻底成为意气之争。
什么是小人？什么是君子？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简单一句话，言利的是小人，言义的是君子。在这之间，再杂上性善性恶之辨，论忠直邪正，基本就大概内容了。
很不幸，徐平想来想去，从思想根源上，自己貌似怎么都是要划在小人一边。
看了看身边一时沉默不语的范仲淹，徐平的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两人在同一天升为待制，徐平为龙图阁待制，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自己的位次在范仲淹之上。这一段时间以来，徐平在三司培植势力，而范仲淹一样在身边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徐平在三司，把持大权，提掖后进，重用年轻人，但秉持一个原则，就是不营私利，不植私党。范仲淹也一样不营私利，甚至对于自己的升迁荣辱都置之度外。但要说不植私党，就值得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