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6章
这两个月中，不时有军阀、官僚前来拜会。
但凡是被常凯申在书房接待的客人，看到那些书都会大吃一惊。
于是戏剧性的情况出现了……
碧云寺行馆接待室，颜惠庆、熊希龄、潘复等人正在等待接见。
熊希龄最先进去，他如今和常凯申是邻居，在香山建有慈幼院（沈从文以前就在这座慈幼院打工），是北平著名的慈善家。
如今东北易帜虽然还没谈妥，但东北到山东的救命粮道却已打通，熊希龄将被任命为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
这也是常凯申久留北平的任务之一，平津两地有太多民国元老，这些人是有利用价值的。收服了他们，等于收服一大片，各种人脉和渠道都能打通。
比如熊希龄资格就很老，人家是中华民国第一位民选总理。
熊希龄一走进书房，就看到书架上那两排周赫煊的作品，他没有表现出丝毫异样，便跟常凯申谈起赈灾事宜。
第二个进去的是颜惠庆，这位先生就要憋屈得多。常凯申虽然和颜悦色地跟他交谈，但并没有委以重任，颜惠庆只能黯然离开。
第三个进去的是潘复，这家伙在书房待的时间最久。
当初周赫煊与张学良初次见面，就是在潘复家中。此人八面玲珑，跟哪个派系都关系良好，年初还给张学良做了几个月高级顾问。
常凯申跟潘复谈的，自然是东北易帜问题，希望从潘复口中多多了解张学良。
潘复对此大失所望，他是来谋官的，结果常凯申只让他跑腿。
离开的时候，潘复下意识地看了看书架。等他返回天津后，立即对司机说：“去三乐堂！”
周赫煊的新居三乐堂，莫名其妙就成了热门场所，每天都有乱七八糟的人来投拜帖。
在北方的军政两界，已经渐渐传出消息：常总司令是周先生的铁杆书迷。
第二百二十九章 南戴北周
在《菊与刀》问世的同时，好巧不巧，南方那边出了本《日本论》，两书问世的时间相差不到半个月。
戴季陶的《日本论》，一向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日本学者认为它比《菊与刀》写得更深刻。
毕竟，真正了解日本的，还得是中国人。
不过《菊与刀》被周赫煊大修改后，内容已经面目全非，只保留了原作者大致的思想，连内容框架都不一样了。
上海。
国富门路有一栋小洋楼，是蒋百里最近买下的。他把北平的旧居卖了7500大洋，又向兴业银行办抵押贷款，终于凑够钱在上海买了自己的房子。
北伐刚刚开始时，常凯申、孙传芳和吴佩孚同时发出邀请，希望蒋百里能去做他们的参谋长。
蒋百里最开始答应了吴佩孚，但他不是去做官的，而是想奉劝吴佩孚跟广州革命军合作。吴佩孚当然不会听从建议，于是蒋百里便辞职走人了。
由于传统的节义思想作祟，蒋百里短期内不想事二主，随即拒绝常凯申和孙传芳的邀请。但他最终还是去了孙传芳那边，不是做五省联军参谋长，而是担任类似于地方警备司令的职务。
蒋百里这些年都不愿掺和军事和政事，颇有些弃武从文的意思。他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到了21世纪，仍旧是中国美术专业学生的重要选读书籍。未来中国历史课本中，有关文艺复兴意义的那块，基本上沿用继承了蒋百里的观点。
不仅如此，蒋百里还参与创建了文学研究会，加入了新月社，于徐志摩交情颇深。
两年后蒋百里入狱，徐志摩激动之下，直接扛着铺盖卷陪蒋百里坐牢——真在监狱打地铺睡了一晚上。
自从孙传芳兵败失势后，蒋百里便处于赋闲状态，每天的主要功课便是读书看报。
最近，蒋百里发现两本有意思书，一本叫《菊与刀》，一本叫《日本论》。
蒋百里先是看完了《日本论》，因为这本书字数更少。
怎么说呢？
《日本论》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说中国人有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书中主要论述了日本的神权、皇权、文化、武士道思想，以及国体制度、社会阶级、军国主义、明治维新、南进北进（南为东南亚、太平洋，北为朝鲜、满蒙）政策等内容。
总的说来，戴季陶的《日本论》一书，观点客观中肯，行文平和讲理。既有对日本的批判和讽刺，也在某些地方有稍许美化，最大的优点是对日本国体构成和扩张策略分析得比较深入。
蒋百里对《日本论》还是很赞许的，唯一让他不喜欢的是，戴季陶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透出一种对日本的敬慕。
放下《日本论》，蒋百里又开始阅读《菊与刀》，只看完开卷一段话，他就感到精神猛震。
跟戴季陶的中正平和比起来，周赫煊的笔锋更加犀利直白。两书都是把日本视为未来之敌，但戴季陶要含蓄得多，周赫煊却根本不加以掩饰，明明白白指出日本会侵略中国。
在讨论日本民族性上，戴季陶只用了“虚伪”一词，周赫煊却用的是“矛盾”。
戴季陶在书中论述日本的“南进北进”策略，没有直说日本侵略中国，也没说日本要和诸国列强再发战端。周赫煊则直接指出，北进就是占据朝鲜和东北，南进就是占领台湾、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中日早晚得有一场全面战场，甚至把欧美诸国都要卷进去。
但凡是被常凯申在书房接待的客人，看到那些书都会大吃一惊。
于是戏剧性的情况出现了……
碧云寺行馆接待室，颜惠庆、熊希龄、潘复等人正在等待接见。
熊希龄最先进去，他如今和常凯申是邻居，在香山建有慈幼院（沈从文以前就在这座慈幼院打工），是北平著名的慈善家。
如今东北易帜虽然还没谈妥，但东北到山东的救命粮道却已打通，熊希龄将被任命为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
这也是常凯申久留北平的任务之一，平津两地有太多民国元老，这些人是有利用价值的。收服了他们，等于收服一大片，各种人脉和渠道都能打通。
比如熊希龄资格就很老，人家是中华民国第一位民选总理。
熊希龄一走进书房，就看到书架上那两排周赫煊的作品，他没有表现出丝毫异样，便跟常凯申谈起赈灾事宜。
第二个进去的是颜惠庆，这位先生就要憋屈得多。常凯申虽然和颜悦色地跟他交谈，但并没有委以重任，颜惠庆只能黯然离开。
第三个进去的是潘复，这家伙在书房待的时间最久。
当初周赫煊与张学良初次见面，就是在潘复家中。此人八面玲珑，跟哪个派系都关系良好，年初还给张学良做了几个月高级顾问。
常凯申跟潘复谈的，自然是东北易帜问题，希望从潘复口中多多了解张学良。
潘复对此大失所望，他是来谋官的，结果常凯申只让他跑腿。
离开的时候，潘复下意识地看了看书架。等他返回天津后，立即对司机说：“去三乐堂！”
周赫煊的新居三乐堂，莫名其妙就成了热门场所，每天都有乱七八糟的人来投拜帖。
在北方的军政两界，已经渐渐传出消息：常总司令是周先生的铁杆书迷。
第二百二十九章 南戴北周
在《菊与刀》问世的同时，好巧不巧，南方那边出了本《日本论》，两书问世的时间相差不到半个月。
戴季陶的《日本论》，一向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日本学者认为它比《菊与刀》写得更深刻。
毕竟，真正了解日本的，还得是中国人。
不过《菊与刀》被周赫煊大修改后，内容已经面目全非，只保留了原作者大致的思想，连内容框架都不一样了。
上海。
国富门路有一栋小洋楼，是蒋百里最近买下的。他把北平的旧居卖了7500大洋，又向兴业银行办抵押贷款，终于凑够钱在上海买了自己的房子。
北伐刚刚开始时，常凯申、孙传芳和吴佩孚同时发出邀请，希望蒋百里能去做他们的参谋长。
蒋百里最开始答应了吴佩孚，但他不是去做官的，而是想奉劝吴佩孚跟广州革命军合作。吴佩孚当然不会听从建议，于是蒋百里便辞职走人了。
由于传统的节义思想作祟，蒋百里短期内不想事二主，随即拒绝常凯申和孙传芳的邀请。但他最终还是去了孙传芳那边，不是做五省联军参谋长，而是担任类似于地方警备司令的职务。
蒋百里这些年都不愿掺和军事和政事，颇有些弃武从文的意思。他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到了21世纪，仍旧是中国美术专业学生的重要选读书籍。未来中国历史课本中，有关文艺复兴意义的那块，基本上沿用继承了蒋百里的观点。
不仅如此，蒋百里还参与创建了文学研究会，加入了新月社，于徐志摩交情颇深。
两年后蒋百里入狱，徐志摩激动之下，直接扛着铺盖卷陪蒋百里坐牢——真在监狱打地铺睡了一晚上。
自从孙传芳兵败失势后，蒋百里便处于赋闲状态，每天的主要功课便是读书看报。
最近，蒋百里发现两本有意思书，一本叫《菊与刀》，一本叫《日本论》。
蒋百里先是看完了《日本论》，因为这本书字数更少。
怎么说呢？
《日本论》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说中国人有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书中主要论述了日本的神权、皇权、文化、武士道思想，以及国体制度、社会阶级、军国主义、明治维新、南进北进（南为东南亚、太平洋，北为朝鲜、满蒙）政策等内容。
总的说来，戴季陶的《日本论》一书，观点客观中肯，行文平和讲理。既有对日本的批判和讽刺，也在某些地方有稍许美化，最大的优点是对日本国体构成和扩张策略分析得比较深入。
蒋百里对《日本论》还是很赞许的，唯一让他不喜欢的是，戴季陶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透出一种对日本的敬慕。
放下《日本论》，蒋百里又开始阅读《菊与刀》，只看完开卷一段话，他就感到精神猛震。
跟戴季陶的中正平和比起来，周赫煊的笔锋更加犀利直白。两书都是把日本视为未来之敌，但戴季陶要含蓄得多，周赫煊却根本不加以掩饰，明明白白指出日本会侵略中国。
在讨论日本民族性上，戴季陶只用了“虚伪”一词，周赫煊却用的是“矛盾”。
戴季陶在书中论述日本的“南进北进”策略，没有直说日本侵略中国，也没说日本要和诸国列强再发战端。周赫煊则直接指出，北进就是占据朝鲜和东北，南进就是占领台湾、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中日早晚得有一场全面战场，甚至把欧美诸国都要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