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这个仗不能打！可这又是军委的部署，既然军委把它列为关系全局的“最重要”之点，必有其战略意义。刘亚楼觉得军委的部署是有道理的，军委大局在胸，通观全盘，洞悉形势。他作为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参谋长，站在一个方面军位置上的执行者，只能对一个方面的情况熟悉，对全国这个大局至多了解个大概，而且有许多重要的情况不能及时知道。
刘亚楼细细琢磨着，在否定与肯定之中，他决心亲自往塘沽实地勘察，听取前线指战员的意见。
12月26日，刘亚楼乘坐军用吉普，率特种兵司令员萧华、作战处长及两个参谋，向塘沽前线进发。吉普车时常陷入泥坑，一路跋涉颇为艰难。到达攻塘部队指挥部——北塘后，刘亚楼马上召集会议，听取各纵司令对塘沽敌情、地形和攻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
七纵司令员邓华、一纵司令员李天佑、二纵司令员刘震均认为：在目前情况和条件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不利于全局。
通过实地审议，刘亚楼又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积雪察看地形，更坚定了“不打塘沽转而夺取天津”的决心。
在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何况这还是出自军委的计划，确非寻常之事。首先，这种建议很可能招来“不好打而不打”、“不执行命令”之嫌。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在短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也是不允许含糊的，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几乎没有给前方指挥员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但刘亚楼却没有这么多“小九九”，他回司令部后，以对党对军队对上级高度负责的精神，向林彪报告：塘沽是敌南逃的唯一道路，我们必与性命同等视之。问题是，先打塘沽确实难以行得通，困难很多，打起来不但守敌死守，北平、天津的敌人重兵也可能增援，或乘我中间兵力相对薄弱而倾巢突围，那时将是一场恶战。万一平津之敌侥幸突围，那平津战役打成怎样的结果就很难说了。
任天津前线指挥
刘亚楼接着报告：退一步讲，塘沽敌人不死守，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塘沽守敌连司令部都搬到了舰上，能老老实实地呆着挨打而不迅速逃去吗？他们就像一群落在树上的飞鸟，即使你是神枪手，也不可能将其全歼，你的枪一响，顶多打死三两只，其余的必然全部惊飞。不能全歼，却要我们付出偌大代价，打它又有何用？塘沽解放，控制出海口，这固然起到堵死北平之敌退路的作用，但如果转而拿下天津，不是同样能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吗？要把傅作义打痛，伤其元气，塘沽不堪，必须攻打平、津两处。
北平是文化古都，打不得，因此天津最合适。
刘亚楼如竹筒倒豆般一口气说出他的想法，作为参谋长，他也许比别人更明白突破口选在哪里的重要性。
林彪对刘亚楼的性格、才智和指挥能力了如指掌，乐于听参谋长的意见：那你说打天津较之打塘沽有哪些益处呢？
刘亚楼说：我从中央要我们抑留华北之敌的指示精神考虑。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由傅作义心腹陈长捷防守。这里有坚强工事，有13万人。我们拿下天津，就打到傅作义痛处了：第一，他从海上逃走几乎不可能了；第二，他在北平的20多万部队，不接受我和谈条件，就只有被围困而死，这就叫逼和。
林彪静坐在藤椅上，一双眼睛似幽深的井，仿佛埋伏着百万雄兵，却又悄然无声。刘亚楼见林彪不语，又说：“言之易，行之难。”形成决议的东西也是可以改变的，封建时代都有那么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拿出自己的意见和办法。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林彪开口说话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我看可以把想法提出来，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军委。得到林彪首肯后，刘亚楼连夜起草一份紧急电报，以林彪和他的名义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先不打塘沽这头而打中间，“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的心一直悬吊着，他毕竟是这份建议的发起人。
毛泽东看了这份对中央所定计划作了重大调整的建议电后，一点即通，马上改变“先打塘沽”的主意，当时就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塘沽的作战条件会那么恶劣，部队的试攻吃了亏，真是“知之非难，行之唯难”哪！周恩来也很有感触地说：前线指挥员很聪明，对塘沽先试攻一下，没打莽撞仗，不然损失就更大了；林彪、刘亚楼提出先打天津，我看是着妙棋，一步就“将死”了傅作义，弄得傅作义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12月29日23时，也就是电报发出12小时后，毛泽东为军委起草致林彪、刘亚楼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但天津仍然不好打。天津城外沟多、水多，地形复杂，很不利于作战。另外，天津城里居住着不少外国人，又有大量的工商企业、文化设施，不能随意打。林彪考虑再三，想派个人到前线，代他具体指挥。他对刘亚楼说：天津情况比较复杂，不像打锦州，我考虑是不是请你亲自去天津前线指挥？
刘亚楼细细琢磨着，在否定与肯定之中，他决心亲自往塘沽实地勘察，听取前线指战员的意见。
12月26日，刘亚楼乘坐军用吉普，率特种兵司令员萧华、作战处长及两个参谋，向塘沽前线进发。吉普车时常陷入泥坑，一路跋涉颇为艰难。到达攻塘部队指挥部——北塘后，刘亚楼马上召集会议，听取各纵司令对塘沽敌情、地形和攻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
七纵司令员邓华、一纵司令员李天佑、二纵司令员刘震均认为：在目前情况和条件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不利于全局。
通过实地审议，刘亚楼又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积雪察看地形，更坚定了“不打塘沽转而夺取天津”的决心。
在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何况这还是出自军委的计划，确非寻常之事。首先，这种建议很可能招来“不好打而不打”、“不执行命令”之嫌。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在短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也是不允许含糊的，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几乎没有给前方指挥员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但刘亚楼却没有这么多“小九九”，他回司令部后，以对党对军队对上级高度负责的精神，向林彪报告：塘沽是敌南逃的唯一道路，我们必与性命同等视之。问题是，先打塘沽确实难以行得通，困难很多，打起来不但守敌死守，北平、天津的敌人重兵也可能增援，或乘我中间兵力相对薄弱而倾巢突围，那时将是一场恶战。万一平津之敌侥幸突围，那平津战役打成怎样的结果就很难说了。
任天津前线指挥
刘亚楼接着报告：退一步讲，塘沽敌人不死守，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塘沽守敌连司令部都搬到了舰上，能老老实实地呆着挨打而不迅速逃去吗？他们就像一群落在树上的飞鸟，即使你是神枪手，也不可能将其全歼，你的枪一响，顶多打死三两只，其余的必然全部惊飞。不能全歼，却要我们付出偌大代价，打它又有何用？塘沽解放，控制出海口，这固然起到堵死北平之敌退路的作用，但如果转而拿下天津，不是同样能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吗？要把傅作义打痛，伤其元气，塘沽不堪，必须攻打平、津两处。
北平是文化古都，打不得，因此天津最合适。
刘亚楼如竹筒倒豆般一口气说出他的想法，作为参谋长，他也许比别人更明白突破口选在哪里的重要性。
林彪对刘亚楼的性格、才智和指挥能力了如指掌，乐于听参谋长的意见：那你说打天津较之打塘沽有哪些益处呢？
刘亚楼说：我从中央要我们抑留华北之敌的指示精神考虑。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由傅作义心腹陈长捷防守。这里有坚强工事，有13万人。我们拿下天津，就打到傅作义痛处了：第一，他从海上逃走几乎不可能了；第二，他在北平的20多万部队，不接受我和谈条件，就只有被围困而死，这就叫逼和。
林彪静坐在藤椅上，一双眼睛似幽深的井，仿佛埋伏着百万雄兵，却又悄然无声。刘亚楼见林彪不语，又说：“言之易，行之难。”形成决议的东西也是可以改变的，封建时代都有那么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拿出自己的意见和办法。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林彪开口说话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我看可以把想法提出来，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军委。得到林彪首肯后，刘亚楼连夜起草一份紧急电报，以林彪和他的名义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先不打塘沽这头而打中间，“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的心一直悬吊着，他毕竟是这份建议的发起人。
毛泽东看了这份对中央所定计划作了重大调整的建议电后，一点即通，马上改变“先打塘沽”的主意，当时就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塘沽的作战条件会那么恶劣，部队的试攻吃了亏，真是“知之非难，行之唯难”哪！周恩来也很有感触地说：前线指挥员很聪明，对塘沽先试攻一下，没打莽撞仗，不然损失就更大了；林彪、刘亚楼提出先打天津，我看是着妙棋，一步就“将死”了傅作义，弄得傅作义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12月29日23时，也就是电报发出12小时后，毛泽东为军委起草致林彪、刘亚楼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但天津仍然不好打。天津城外沟多、水多，地形复杂，很不利于作战。另外，天津城里居住着不少外国人，又有大量的工商企业、文化设施，不能随意打。林彪考虑再三，想派个人到前线，代他具体指挥。他对刘亚楼说：天津情况比较复杂，不像打锦州，我考虑是不是请你亲自去天津前线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