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五院距国宾馆不远，每逢重要外宾来访，一些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导弹专家们，少不得都要打着小纸旗，站在街头迎宾，浪费了科技人员的大量时间，让他们十分反感。刘亚楼了解这一情况后，指示五院党委尽快纠正这不良风气，不能像管士兵一样管知识分子，要保证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用于专业研究。
刘亚楼虽然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五院，但对院里的工作作了许多指示，尤其交代王秉璋：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到科研、设计、试验和生产第一线，使之服务于航天事业，保证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王秉璋认真贯彻这一指示，在主持五院工作期间，以政治思想工作开路，对科研生产体制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钱学森认为：“把大规模作战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
民用航空开航
刘亚楼欣赏并支持王秉璋的工作，感觉王秉璋能和钱学森等人搞好团结、合作，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后，乃于1962年6月10日主动请辞五院院长的兼职，由王秉璋接任院长。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导弹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刘亚楼给王秉璋打来电话祝贺，称这是枚大长中国人志气的导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响，震撼全世界。在丛生的风险中，空军机组成功地取样采到了“蘑菇云”。张爱萍对空军从参试以后的一系列工作，给予“很好，满意”的四字评价。空军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立下了特等功。
那是1949年11月15日，北京饭店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会见并宴请两航北飞起义人员。
两航起义是充分体现新中国凝聚力的爱国主义杰作。这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率两公司在香港的全体员工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两公司总经理等乘坐央航飞机直飞北京，其余11架飞机从香港飞往天津。两公司在港资产由其留港员工负责保护，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接收。
听到这消息，刘亚楼倍感高兴，他这个空军司令少的就是飞机。11月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民用航空局，由空军司令部领导。空军这么空，民航也只是个空架子，都需要翅膀，“两航”起义的这些飞机，真是雪中送炭呀！接到周恩来参加宴请的通知，他和红军老战友、拟任民航局局长的钟赤兵马上赶到北京饭店。
觥筹交错，融洽气氛自不待言。席间，刘亚楼向长征中失去一条腿的钟赤兵敬酒：民航很快就会兵强马壮的，老兄你单腿也可起飞！
1950年年初，政务院决定将起义后的两航空公司与民航局合并，空运业务由民航局统一经营。刘亚楼要求民航局以两航起义回归人员和航空物资为基础，尽快建立机构、设立办事处、培训业务技术人员，并着手开辟航线。
7月1日，根据中苏两国政府3月签订的《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即日开辟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3条航线。这是新中国民航国际航线的正式开航。
8月1日，天空一片瓦蓝，天津经由北京、武汉飞往重庆的首航班机“139”号，载着14名乘客于上午8时30分在天津机场起飞。同日上午10时30分，由毛泽东题名的“北京号”飞机（即“两航”起义北飞的主机）从广州飞向天津。
著名的“八一开航”，使辽阔的中国大地缩短了距离，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联系，为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拉开了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序幕。全国大小媒体纷纷报道此事，《人民日报》称：“中国人民的民用航空事业，在‘八一’建军节正式开航，标志着它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逐渐成长。前途是无量的。”
培养女航空员
1950年11月1日，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命令，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规定：凡在中国境内飞行的航空器不论为何方所属，均应遵守本《规则》的规定；空军司令部航行处是“统筹中国境内航行的中央机关”。后又颁发《航行管制令》。从此确立了空军统一领导全国飞行管制的组织指挥体制。
到1952年年底，国内航线开辟了7条，通航里程为7900多公里。一五计划期间，民航陆续以苏制里－2、伊尔－12、伊尔－14替代了原有破旧的美制飞机，开辟27条航线，连接起36个城市，将东北、华北、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与首都北京连接在一起。
1956年5月，中国民航飞机飞越拉萨上空。1964年，中国民航继中苏航线后，开通中国－巴基斯坦航线，又迈出了飞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中国民航成立之初，由于技术力量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国外的专机飞行，都由中苏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苏联飞行员驾驶。周恩来亟盼能早日坐上新中国自己的飞行员开的专机，所以在空军建成一定规模后，指示刘亚楼抽调技术骨干充实民航，并从中培养专机机长。本着对中央领导人热爱和高度负责之情，刘亚楼要求从全军中选拔优秀飞行尖子来飞专机。空军航校毕业生张瑞霭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民航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个正驾驶，当上了总理的专机机长。
刘亚楼虽然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五院，但对院里的工作作了许多指示，尤其交代王秉璋：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到科研、设计、试验和生产第一线，使之服务于航天事业，保证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王秉璋认真贯彻这一指示，在主持五院工作期间，以政治思想工作开路，对科研生产体制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钱学森认为：“把大规模作战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
民用航空开航
刘亚楼欣赏并支持王秉璋的工作，感觉王秉璋能和钱学森等人搞好团结、合作，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后，乃于1962年6月10日主动请辞五院院长的兼职，由王秉璋接任院长。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导弹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刘亚楼给王秉璋打来电话祝贺，称这是枚大长中国人志气的导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响，震撼全世界。在丛生的风险中，空军机组成功地取样采到了“蘑菇云”。张爱萍对空军从参试以后的一系列工作，给予“很好，满意”的四字评价。空军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立下了特等功。
那是1949年11月15日，北京饭店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会见并宴请两航北飞起义人员。
两航起义是充分体现新中国凝聚力的爱国主义杰作。这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率两公司在香港的全体员工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两公司总经理等乘坐央航飞机直飞北京，其余11架飞机从香港飞往天津。两公司在港资产由其留港员工负责保护，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接收。
听到这消息，刘亚楼倍感高兴，他这个空军司令少的就是飞机。11月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民用航空局，由空军司令部领导。空军这么空，民航也只是个空架子，都需要翅膀，“两航”起义的这些飞机，真是雪中送炭呀！接到周恩来参加宴请的通知，他和红军老战友、拟任民航局局长的钟赤兵马上赶到北京饭店。
觥筹交错，融洽气氛自不待言。席间，刘亚楼向长征中失去一条腿的钟赤兵敬酒：民航很快就会兵强马壮的，老兄你单腿也可起飞！
1950年年初，政务院决定将起义后的两航空公司与民航局合并，空运业务由民航局统一经营。刘亚楼要求民航局以两航起义回归人员和航空物资为基础，尽快建立机构、设立办事处、培训业务技术人员，并着手开辟航线。
7月1日，根据中苏两国政府3月签订的《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即日开辟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3条航线。这是新中国民航国际航线的正式开航。
8月1日，天空一片瓦蓝，天津经由北京、武汉飞往重庆的首航班机“139”号，载着14名乘客于上午8时30分在天津机场起飞。同日上午10时30分，由毛泽东题名的“北京号”飞机（即“两航”起义北飞的主机）从广州飞向天津。
著名的“八一开航”，使辽阔的中国大地缩短了距离，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联系，为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拉开了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序幕。全国大小媒体纷纷报道此事，《人民日报》称：“中国人民的民用航空事业，在‘八一’建军节正式开航，标志着它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逐渐成长。前途是无量的。”
培养女航空员
1950年11月1日，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命令，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规定：凡在中国境内飞行的航空器不论为何方所属，均应遵守本《规则》的规定；空军司令部航行处是“统筹中国境内航行的中央机关”。后又颁发《航行管制令》。从此确立了空军统一领导全国飞行管制的组织指挥体制。
到1952年年底，国内航线开辟了7条，通航里程为7900多公里。一五计划期间，民航陆续以苏制里－2、伊尔－12、伊尔－14替代了原有破旧的美制飞机，开辟27条航线，连接起36个城市，将东北、华北、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与首都北京连接在一起。
1956年5月，中国民航飞机飞越拉萨上空。1964年，中国民航继中苏航线后，开通中国－巴基斯坦航线，又迈出了飞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中国民航成立之初，由于技术力量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国外的专机飞行，都由中苏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苏联飞行员驾驶。周恩来亟盼能早日坐上新中国自己的飞行员开的专机，所以在空军建成一定规模后，指示刘亚楼抽调技术骨干充实民航，并从中培养专机机长。本着对中央领导人热爱和高度负责之情，刘亚楼要求从全军中选拔优秀飞行尖子来飞专机。空军航校毕业生张瑞霭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民航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个正驾驶，当上了总理的专机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