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每次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地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的时候，阿弗纳就庆幸自己终于走出了复仇的怪圈。这种觉醒来自于他对复仇行动的作用和意义有了比较透彻的了悟，来自于他对人生不可摆脱的荒谬的认识。他认识到，复仇根本不能最终消灭恐怖分子，也无法消灭世界上的恐怖活动。一个恐怖分子倒下去了，另一个恐怖分子又会像指甲那样很快长出来。当笼罩在神圣的国家使命上的面纱被撕下来以后，现实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用暴力来遏止暴力是完全不现实的，它除了能引发新一轮的更加猖狂的恐怖活动之外，还把复仇者摆到了与恐怖分子同样残忍的位置上，跟恐怖分子变成一丘之貉。随着现实本来面目的逐渐显露，复仇者内心的动力渐渐消弭了。
《天谴行动》无疑是一场悲剧。正如其他悲剧一样，它解决不了现实的生存困境，只能暴露残酷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它是悲剧创作者情感的表达，同时也以“同情”的方式引发接受者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情绪的宣泄与净化，也是对处于悲剧困境中所显示出来的生命力量的哲学思考。在这场“有价值的东西被撕毁”的悲剧中，毁灭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应唤起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和尊严的重新审视，对生命以及生存之本质的理性思考。
序幕
慕尼黑
与大多数以线条流畅、设计巧妙为特点的现代自动步枪比起来，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看起来敦实坚固。这种被正式命名为AK47的攻击步枪，据说是由一位西伯利亚农民发明的。至少围绕着这种世界上最流行的武器的传说是这样。它简单粗糙，长三十四点二英寸，枪托和握把是木制的，深黄色，中部和前部是金属的，暗灰色，中间也是金属的，是后膛和扳机。弹夹向下，呈弧形，可装三十发七点六二毫米的子弹。短导程子弹可穿透钢板。若设置于自动开火状态，卡拉什尼可夫可在一分钟内射出一百发子弹，初始速度为每秒两千三百三十英尺，或者每小时一千六百英里。许多国家都生产过这种枪。近距离使用时，它可以将一个人一分为二。
1972年9月5日，几支卡拉什尼可夫步枪被从油脂纸中拿出来，递给八位代号为“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他们要去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的住所。
虽然没有人认出他们是敢死队员(恐怖分子经常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自己)，但有人看见他们在凌晨四点攀上库索兹因斯基达穆六英尺高的电网。他们就从这个距离以色列运动员住处大约五十码的地方进入奥运村。五十码的距离，一群人再慢再小心也能在一两分钟之内走完。然而，直到四点二十五分，恐怖分子才把密匙插进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第一号公寓前厅门上的锁孔里。在这期间，他们是否得到过奥运村的帮助不得而知。
第一个听到动静的人是个体重二百七十五磅的巨人、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德。虽然他不能马上断定这个声音是不是他的室友、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的，因为后者要很晚才回来，身上也有钥匙——但门后阿拉伯人的声音使他很快断定：情况危险。实际上，正是他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危险!”——才把他的室友惊醒。他一边喊一边用巨大的身躯顶住缓缓打开的房门。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八个阿拉伯人企图把古特弗洛德顶住的门推开。双方的力量足以把门框两侧的直木和金属铰链彻底扭曲变形。这为古特弗洛德的队友、举重教练土娃·索科罗夫斯基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让他得以破窗而逃。
一号公寓的其他四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田径教练阿米卒·沙皮拉，剑术教练安德雷·斯皮泽，步枪教练科哈·朔尔和举重裁判雅科夫·斯普林格已被置于枪口之下。阿拉伯人对他们非常粗暴，恐吓他们，让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还说谁敲开了以色列运动员的门让敢死队进去了，谁就自由了。但他们没有给古特弗洛德这个机会。他们像《圣经》中自己的先人腓力士捆绑被俘的参孙一样把他捆了起来。
恐怖分子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任何帮助，于是决定搜查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乌拉圭和中国香港的奥运队员也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抓到住在二号、四号和五号公寓的八个以色列队员，但却抓到了住在三号公寓的六个运动员。他们是摔跤运动员埃里泽·哈尔凡、马克·斯拉凡和戛德·佐巴雷，举重运动员大卫·马克·伯格、泽福·福德曼和约瑟夫·罗曼诺。不过，恐怖分子在进入三号公寓之前，必须先对付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那天他在外面待得很晚，这时正好从康诺利大街漫步而来。
温伯格的块头大概跟古特弗洛德差不多，对付起来也不容易。他把一个恐怖分子撂倒在地，另一个恐怖分子朝他脸上开了一枪，暂时把他征服了。他虽然受了重伤，但仍然没有放弃。三号公寓的人被俘之后，恐怖分子像赶牲口一样把他们从康诺利大街赶向一号公寓。轻量级摔跤队员戛德·佐巴雷决定向前猛冲。虽然敢死队在他后面开了几枪，但这个小摔跤队员蜿蜒前行，越过围墙内高低不平的地面，及时脱离了险境。温伯格利用这个机会，又抓住一个恐怖分子的下巴并捏碎，又把他打昏了过去。另一个恐怖分子立即朝他的胸部开了几枪，温伯格倒下了。
《天谴行动》无疑是一场悲剧。正如其他悲剧一样，它解决不了现实的生存困境，只能暴露残酷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它是悲剧创作者情感的表达，同时也以“同情”的方式引发接受者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情绪的宣泄与净化，也是对处于悲剧困境中所显示出来的生命力量的哲学思考。在这场“有价值的东西被撕毁”的悲剧中，毁灭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应唤起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和尊严的重新审视，对生命以及生存之本质的理性思考。
序幕
慕尼黑
与大多数以线条流畅、设计巧妙为特点的现代自动步枪比起来，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看起来敦实坚固。这种被正式命名为AK47的攻击步枪，据说是由一位西伯利亚农民发明的。至少围绕着这种世界上最流行的武器的传说是这样。它简单粗糙，长三十四点二英寸，枪托和握把是木制的，深黄色，中部和前部是金属的，暗灰色，中间也是金属的，是后膛和扳机。弹夹向下，呈弧形，可装三十发七点六二毫米的子弹。短导程子弹可穿透钢板。若设置于自动开火状态，卡拉什尼可夫可在一分钟内射出一百发子弹，初始速度为每秒两千三百三十英尺，或者每小时一千六百英里。许多国家都生产过这种枪。近距离使用时，它可以将一个人一分为二。
1972年9月5日，几支卡拉什尼可夫步枪被从油脂纸中拿出来，递给八位代号为“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他们要去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的住所。
虽然没有人认出他们是敢死队员(恐怖分子经常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自己)，但有人看见他们在凌晨四点攀上库索兹因斯基达穆六英尺高的电网。他们就从这个距离以色列运动员住处大约五十码的地方进入奥运村。五十码的距离，一群人再慢再小心也能在一两分钟之内走完。然而，直到四点二十五分，恐怖分子才把密匙插进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第一号公寓前厅门上的锁孔里。在这期间，他们是否得到过奥运村的帮助不得而知。
第一个听到动静的人是个体重二百七十五磅的巨人、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德。虽然他不能马上断定这个声音是不是他的室友、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的，因为后者要很晚才回来，身上也有钥匙——但门后阿拉伯人的声音使他很快断定：情况危险。实际上，正是他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危险!”——才把他的室友惊醒。他一边喊一边用巨大的身躯顶住缓缓打开的房门。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八个阿拉伯人企图把古特弗洛德顶住的门推开。双方的力量足以把门框两侧的直木和金属铰链彻底扭曲变形。这为古特弗洛德的队友、举重教练土娃·索科罗夫斯基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让他得以破窗而逃。
一号公寓的其他四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田径教练阿米卒·沙皮拉，剑术教练安德雷·斯皮泽，步枪教练科哈·朔尔和举重裁判雅科夫·斯普林格已被置于枪口之下。阿拉伯人对他们非常粗暴，恐吓他们，让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还说谁敲开了以色列运动员的门让敢死队进去了，谁就自由了。但他们没有给古特弗洛德这个机会。他们像《圣经》中自己的先人腓力士捆绑被俘的参孙一样把他捆了起来。
恐怖分子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任何帮助，于是决定搜查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乌拉圭和中国香港的奥运队员也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抓到住在二号、四号和五号公寓的八个以色列队员，但却抓到了住在三号公寓的六个运动员。他们是摔跤运动员埃里泽·哈尔凡、马克·斯拉凡和戛德·佐巴雷，举重运动员大卫·马克·伯格、泽福·福德曼和约瑟夫·罗曼诺。不过，恐怖分子在进入三号公寓之前，必须先对付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那天他在外面待得很晚，这时正好从康诺利大街漫步而来。
温伯格的块头大概跟古特弗洛德差不多，对付起来也不容易。他把一个恐怖分子撂倒在地，另一个恐怖分子朝他脸上开了一枪，暂时把他征服了。他虽然受了重伤，但仍然没有放弃。三号公寓的人被俘之后，恐怖分子像赶牲口一样把他们从康诺利大街赶向一号公寓。轻量级摔跤队员戛德·佐巴雷决定向前猛冲。虽然敢死队在他后面开了几枪，但这个小摔跤队员蜿蜒前行，越过围墙内高低不平的地面，及时脱离了险境。温伯格利用这个机会，又抓住一个恐怖分子的下巴并捏碎，又把他打昏了过去。另一个恐怖分子立即朝他的胸部开了几枪，温伯格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