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路易斯转过身来。
“你知不知道，”阿弗纳问道，“一个叫汉姆沙里的人?”
路易斯朝阿弗纳走了一步。
“我知道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他说。“他住在巴黎，但我觉得他现在不在城里。”
“我过几天打你给我的那个电话。”阿弗纳说。“如果汉姆沙里回来了，你愿意让我知道吗?”
路易斯点点头。“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号码，”他对阿弗纳说。“我可能不在那里，但如果你在巴黎时间下午六点十五分打过来，你不用留下你的姓名，我就知道是你。给我留个号码就行了，我好给你打回来。”
阿弗纳记住了那个号码，希望在把这个号码给汉斯之前不要忘了。记数字不是他的强项，虽然跟记名字比起来他更擅长记数字。用新身份登记入住酒店时简直是一场噩梦——他记不住自己应该是谁。据传，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一个年轻的“穆萨德”受训人员身上发生过。阿弗纳常常嫉妒汉斯或卡尔那样的人，无论什么，他们都能记住。
但是，他与路易斯的见面让他很兴奋。事实上，他是那样的兴奋，以至于当他走过皇家蒙梭饭店空无一人的门厅时，他被一种恶作剧心理控制着。他想做些事情，做些恶作剧，完全是由于精力过剩。阿弗纳一直喜欢恶作剧。这一点一定是从他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但最后他恢复了镇定，什么也没做。为了一个恶作剧而让整个任务面临危险是绝顶的精神错乱。
一件关于突击队的奇妙的事情是，他们实际上都是顽皮的人，对恶作剧有瘾。他们常常不得不有意识地抵制它。比如，斯蒂夫做了一个硬币，两面都是“正面”——因为知道罗伯特常常选择“反面”——他就用抛这枚硬币来决定谁去购物或做饭。爱好机械的罗伯特几个月后才识破诡计，而且还是因为其他人突然笑起来才发现的。阿弗纳最惨，他在毫无防备的时候告诉其他人，他小时候别人常常叫他“顽童”，很快斯蒂夫就给他起了个绰号“顽童妈妈”——把他喜欢恶作剧和总是喜欢操心队里其他人的整洁和吃相问题结合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办了退房手续，给安德雷斯和伊冯打了一个电话。安德雷斯和伊冯在巴黎有他们的安排。然后他就飞回了法兰克福。同一天晚上，阿弗纳向他的同伴们汇报了跟路易斯见面的情况。
“怎么样?”汉斯看着卡尔问道。
卡尔点燃烟斗。“听起来跟托尼一样好。”他说。罗伯特和斯蒂夫点点头。
阿弗纳喜欢突击队这一点。也许他们跟他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不小题大做。没有没完没了的“如果”和“但是”，没有没完没了的喋喋不休。精心策划是对的，但也不要患得患失，那是没用的，人的大脑多丰富啊，能想到多少东西啊。太谨慎就与胆小无异了。他们不是这样的人，都不是。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悬殊，如果他们觉得正确——就立即行动!也许那些在外散居和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对“犹太人”这个词的态度不是这样，但是没有这种态度，以色列永远不会出现。至少对阿弗纳来说是如此。
下一个是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伊弗里姆名单上的第三个目标。
第七章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阿尔及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人们有时候称他“汉姆沙里博士”。他在“阿拉伯联盟”办公室占有一席之地，出版了一份时事通讯“信息快报”，并与位于法国首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各位阿拉伯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跟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他有教养，举止得体，其穿着与行为像个外交官。在某种程度上，马哈茂德·汉姆沙里比法国人还法国人，过着保守——真正资产阶级——的生活。他在一套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中产阶级的日子，左邻右舍也都是中产阶级。他跟法国妻子玛丽·克劳德和年纪尚小的女儿阿米娜生活在一起。
他是一个软目标。
熟悉马哈茂德·汉姆沙里的人不知道的是——至少在“穆萨德”看来是这样——他是欧洲恐怖主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是一个外交官。但在这个身份的背后，据说他协调过在哥本哈根袭击本·古里总理的恐怖活动，还协调过在半途炸毁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恐怖活动。
在慕尼黑杀戮奥林匹克运动员也是他协调的。
按照突击队获得的情报，汉姆沙里博士还没打算收手。相反，他与名单上的另外两名软目标一起，正在组织一个包括许多法国人和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内的恐怖网络。汉姆沙里据说是“黑色九月”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塔赫”公开的立场是反对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开展游击活动。然而，私底下，“黑色九月”组织却成为“法塔赫”的“爪牙”。极端分子的暴行遍布中东和欧洲。这种分工由来已久，这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运动的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俄国19世纪的“伊舒廷尼茨”运动。它由一个外圈和一个内圈组成。外圈由高尚正派的理论家、活动家和辩论家组成，称为“组织”。内圈由刺客组成，明确地称为“地狱”。
“你知不知道，”阿弗纳问道，“一个叫汉姆沙里的人?”
路易斯朝阿弗纳走了一步。
“我知道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他说。“他住在巴黎，但我觉得他现在不在城里。”
“我过几天打你给我的那个电话。”阿弗纳说。“如果汉姆沙里回来了，你愿意让我知道吗?”
路易斯点点头。“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号码，”他对阿弗纳说。“我可能不在那里，但如果你在巴黎时间下午六点十五分打过来，你不用留下你的姓名，我就知道是你。给我留个号码就行了，我好给你打回来。”
阿弗纳记住了那个号码，希望在把这个号码给汉斯之前不要忘了。记数字不是他的强项，虽然跟记名字比起来他更擅长记数字。用新身份登记入住酒店时简直是一场噩梦——他记不住自己应该是谁。据传，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一个年轻的“穆萨德”受训人员身上发生过。阿弗纳常常嫉妒汉斯或卡尔那样的人，无论什么，他们都能记住。
但是，他与路易斯的见面让他很兴奋。事实上，他是那样的兴奋，以至于当他走过皇家蒙梭饭店空无一人的门厅时，他被一种恶作剧心理控制着。他想做些事情，做些恶作剧，完全是由于精力过剩。阿弗纳一直喜欢恶作剧。这一点一定是从他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但最后他恢复了镇定，什么也没做。为了一个恶作剧而让整个任务面临危险是绝顶的精神错乱。
一件关于突击队的奇妙的事情是，他们实际上都是顽皮的人，对恶作剧有瘾。他们常常不得不有意识地抵制它。比如，斯蒂夫做了一个硬币，两面都是“正面”——因为知道罗伯特常常选择“反面”——他就用抛这枚硬币来决定谁去购物或做饭。爱好机械的罗伯特几个月后才识破诡计，而且还是因为其他人突然笑起来才发现的。阿弗纳最惨，他在毫无防备的时候告诉其他人，他小时候别人常常叫他“顽童”，很快斯蒂夫就给他起了个绰号“顽童妈妈”——把他喜欢恶作剧和总是喜欢操心队里其他人的整洁和吃相问题结合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办了退房手续，给安德雷斯和伊冯打了一个电话。安德雷斯和伊冯在巴黎有他们的安排。然后他就飞回了法兰克福。同一天晚上，阿弗纳向他的同伴们汇报了跟路易斯见面的情况。
“怎么样?”汉斯看着卡尔问道。
卡尔点燃烟斗。“听起来跟托尼一样好。”他说。罗伯特和斯蒂夫点点头。
阿弗纳喜欢突击队这一点。也许他们跟他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不小题大做。没有没完没了的“如果”和“但是”，没有没完没了的喋喋不休。精心策划是对的，但也不要患得患失，那是没用的，人的大脑多丰富啊，能想到多少东西啊。太谨慎就与胆小无异了。他们不是这样的人，都不是。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悬殊，如果他们觉得正确——就立即行动!也许那些在外散居和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对“犹太人”这个词的态度不是这样，但是没有这种态度，以色列永远不会出现。至少对阿弗纳来说是如此。
下一个是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伊弗里姆名单上的第三个目标。
第七章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阿尔及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人们有时候称他“汉姆沙里博士”。他在“阿拉伯联盟”办公室占有一席之地，出版了一份时事通讯“信息快报”，并与位于法国首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各位阿拉伯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跟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他有教养，举止得体，其穿着与行为像个外交官。在某种程度上，马哈茂德·汉姆沙里比法国人还法国人，过着保守——真正资产阶级——的生活。他在一套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中产阶级的日子，左邻右舍也都是中产阶级。他跟法国妻子玛丽·克劳德和年纪尚小的女儿阿米娜生活在一起。
他是一个软目标。
熟悉马哈茂德·汉姆沙里的人不知道的是——至少在“穆萨德”看来是这样——他是欧洲恐怖主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是一个外交官。但在这个身份的背后，据说他协调过在哥本哈根袭击本·古里总理的恐怖活动，还协调过在半途炸毁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恐怖活动。
在慕尼黑杀戮奥林匹克运动员也是他协调的。
按照突击队获得的情报，汉姆沙里博士还没打算收手。相反，他与名单上的另外两名软目标一起，正在组织一个包括许多法国人和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内的恐怖网络。汉姆沙里据说是“黑色九月”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塔赫”公开的立场是反对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开展游击活动。然而，私底下，“黑色九月”组织却成为“法塔赫”的“爪牙”。极端分子的暴行遍布中东和欧洲。这种分工由来已久，这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运动的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俄国19世纪的“伊舒廷尼茨”运动。它由一个外圈和一个内圈组成。外圈由高尚正派的理论家、活动家和辩论家组成，称为“组织”。内圈由刺客组成，明确地称为“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