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却也有一支小插曲。刘亚楼随苏军行动时，险些身首异处，死于不白之冤。
事情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盘踞的“满洲”进攻，其中一路经虎林——佳木斯向哈尔滨、长春。苏军指挥所里，身着苏军制服、佩戴少校军衔的刘亚楼，正紧张有序地工作着。看着地图上道道红线标明的苏军进军方向，他眼前浮现出一幅东北解放、抗战胜利的美好前景。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电话听筒里传来司令部参谋长维曼诺夫少将清晰的声音：我空军部队轰炸佳木斯外围日军控制的“407高地”的时间定为6时50分，地面部队据此相机进入，正式命令随即送到地面值班室，依命令通知各有关部队。放下电话没多久，作战命令正式送到了。刘亚楼看看手表，时针指向两点。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空军及地面有关部队司令部，传达了维曼诺夫少将命令的内容并记下了对方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姓名。
险受冤刑
7点钟，刘亚楼下岗，回住处不一会儿，几名苏军士兵突然闯将进来，强行将他扭送到禁闭室关押。刘亚楼急问为什么，军务参谋马卡维奇上尉恼火地说：王松（刘亚楼在苏军的化名），你贻误军令，造成我军重大损失！
刘亚楼对此指责十分诧异。
原来，进攻佳木斯外围据点的苏军地面部队进展顺利，先头分队于6时40分便占领了“407”高地。空军轰炸机6时50分准时将一颗颗炮弹倾泻在高地上。前线指挥员目睹了部队在自己飞机轰炸下血肉横飞的惨剧，恼怒万分，向上级指挥官告了状。
上峰严令追查这起严重的失职事故。一查，当天值班参谋正好是王松。
得知事因，刘亚楼连声说：怎么会有这等差错？怎么会呢？
情况属实，上级已令将你就地枪决！
听完这话，刘亚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在苏军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上级认准了的东西，又不容你解释，再说军务人员也是执行命令。他心中异常难过，不是吗，在苏联好不容易熬过了前后8个年头，如今已踏上祖国大地，正思为国效力，却要死于不白之冤。他思前想后，横下一条心，对马卡维奇说：我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派赴贵国的，请转告上级，容我在死前给家里写一封信，说一说我这些年在贵国的体会、见闻和经验，这样也对党组织有个交代。
苏军同意了刘亚楼的请求，死刑得以延续一天。
刘亚楼花了足足一天时间，写完这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长信，末尾，工工整整地写上：忠于党的刘亚楼。他请马卡维奇在自己死后代为上呈转交给中共党组织。
上断头台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就在这时，一道“刀下留人”的金牌从天而降：王松少校无罪释放，恢复原职。
原来，一位对王松少校颇为欣赏的苏军军官经过核实，在报务员记录上找到了王松少校传达口令的内容和时间，白纸黑字，并无差错，王松少校对这场“失误”可以不负责任。这位苏军军官将实情向上禀报后，上峰同意不加罪于王松少校，而将对方那位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执行枪毙。
就这宝贵的一天，救了刘亚楼的命。
刘亚楼所在苏军进驻佳木斯不久，便挥师南下，威逼哈尔滨。
8月下旬，刘亚楼随苏军来到大连。苏军在不到半天时间里，占领了东站、电话局、日军警备司令部，宣告了大连的解放。成群结队的市民拥上大街小巷，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抢着向他们献花，与他们握手，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
进驻大连后，刘亚楼留在旅大苏军司令部，负责民政与联络工作，实际上是苏方联系中共的联络官。
当时的旅大地区，管辖着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和金州县。这块地方，中国习惯叫旅大，苏联和日本叫关东。苏军所以能在旅大地区驻军，是因为他们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规定，旅大所有的中国官员和机构，都必须俯首听命于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司令部民政局。
“神秘的王少校”
东北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钢都鞍山的钢铁产量比重占全国的90%，煤都抚顺的煤炭产量比重占全国的60%，电都小丰满的发电量比重占全国的40%，而且东北拥有全国最大的粮产区和兵工厂。东北的战略地位，注定了它必将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东北的局势必将空前复杂。
由于旅顺、大连的特殊地位，两市在苏军管辖范围之内，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本来都不能进入。但共产党在苏军的默许下，还是派进去了些干部。
10月初，为交涉中共山东部队进驻东北乘船途经大连请予方便事宜，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驻旅大苏军司令部疏通，并就在旅大建立中共机构等问题进行磋商。驻旅大苏军卫戍司令高兹罗夫中将会见了韩光，并告诉他司令部的王松少校是位中国同志。
要在情况特殊的旅大地区站稳脚跟，开展工作，首先必须打通与苏军的关系，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否则寸步难行。有自己的同志在苏军，那是意想不到的好事，韩光立即提出要与王松见面。
神秘的“王松少校”穿一身苏军军服，也就是三十多岁，中等个头，黝黑的脸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得知王松的真实姓名，韩光大为高兴，连说久仰大名。见刘亚楼一脸诧异，韩光便说：那年他们经迪化去苏联时，我刚好去延安送药品、皮衣等物资。回来后，过往办事处的东北抗联同志告诉我，说前几天来过一个延安的红军干部，很能打仗，名叫“六万六”。我听了很纳闷，怎么有这样的怪名字呢？就去问中央驻新疆的代表邓发同志，邓发同志笑着说：他不叫“六万六”，叫刘亚楼，因他是福建人，东北同志听不准南方口音，就把刘亚楼听成了“六万六”。直让我听了笑掉大牙。邓发同志还介绍了你的光辉历史，从此，你刘亚楼——“六万六”的名字就印在我脑海里了。
事情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盘踞的“满洲”进攻，其中一路经虎林——佳木斯向哈尔滨、长春。苏军指挥所里，身着苏军制服、佩戴少校军衔的刘亚楼，正紧张有序地工作着。看着地图上道道红线标明的苏军进军方向，他眼前浮现出一幅东北解放、抗战胜利的美好前景。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电话听筒里传来司令部参谋长维曼诺夫少将清晰的声音：我空军部队轰炸佳木斯外围日军控制的“407高地”的时间定为6时50分，地面部队据此相机进入，正式命令随即送到地面值班室，依命令通知各有关部队。放下电话没多久，作战命令正式送到了。刘亚楼看看手表，时针指向两点。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空军及地面有关部队司令部，传达了维曼诺夫少将命令的内容并记下了对方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姓名。
险受冤刑
7点钟，刘亚楼下岗，回住处不一会儿，几名苏军士兵突然闯将进来，强行将他扭送到禁闭室关押。刘亚楼急问为什么，军务参谋马卡维奇上尉恼火地说：王松（刘亚楼在苏军的化名），你贻误军令，造成我军重大损失！
刘亚楼对此指责十分诧异。
原来，进攻佳木斯外围据点的苏军地面部队进展顺利，先头分队于6时40分便占领了“407”高地。空军轰炸机6时50分准时将一颗颗炮弹倾泻在高地上。前线指挥员目睹了部队在自己飞机轰炸下血肉横飞的惨剧，恼怒万分，向上级指挥官告了状。
上峰严令追查这起严重的失职事故。一查，当天值班参谋正好是王松。
得知事因，刘亚楼连声说：怎么会有这等差错？怎么会呢？
情况属实，上级已令将你就地枪决！
听完这话，刘亚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在苏军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上级认准了的东西，又不容你解释，再说军务人员也是执行命令。他心中异常难过，不是吗，在苏联好不容易熬过了前后8个年头，如今已踏上祖国大地，正思为国效力，却要死于不白之冤。他思前想后，横下一条心，对马卡维奇说：我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派赴贵国的，请转告上级，容我在死前给家里写一封信，说一说我这些年在贵国的体会、见闻和经验，这样也对党组织有个交代。
苏军同意了刘亚楼的请求，死刑得以延续一天。
刘亚楼花了足足一天时间，写完这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长信，末尾，工工整整地写上：忠于党的刘亚楼。他请马卡维奇在自己死后代为上呈转交给中共党组织。
上断头台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就在这时，一道“刀下留人”的金牌从天而降：王松少校无罪释放，恢复原职。
原来，一位对王松少校颇为欣赏的苏军军官经过核实，在报务员记录上找到了王松少校传达口令的内容和时间，白纸黑字，并无差错，王松少校对这场“失误”可以不负责任。这位苏军军官将实情向上禀报后，上峰同意不加罪于王松少校，而将对方那位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执行枪毙。
就这宝贵的一天，救了刘亚楼的命。
刘亚楼所在苏军进驻佳木斯不久，便挥师南下，威逼哈尔滨。
8月下旬，刘亚楼随苏军来到大连。苏军在不到半天时间里，占领了东站、电话局、日军警备司令部，宣告了大连的解放。成群结队的市民拥上大街小巷，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抢着向他们献花，与他们握手，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
进驻大连后，刘亚楼留在旅大苏军司令部，负责民政与联络工作，实际上是苏方联系中共的联络官。
当时的旅大地区，管辖着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和金州县。这块地方，中国习惯叫旅大，苏联和日本叫关东。苏军所以能在旅大地区驻军，是因为他们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规定，旅大所有的中国官员和机构，都必须俯首听命于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司令部民政局。
“神秘的王少校”
东北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钢都鞍山的钢铁产量比重占全国的90%，煤都抚顺的煤炭产量比重占全国的60%，电都小丰满的发电量比重占全国的40%，而且东北拥有全国最大的粮产区和兵工厂。东北的战略地位，注定了它必将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东北的局势必将空前复杂。
由于旅顺、大连的特殊地位，两市在苏军管辖范围之内，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本来都不能进入。但共产党在苏军的默许下，还是派进去了些干部。
10月初，为交涉中共山东部队进驻东北乘船途经大连请予方便事宜，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驻旅大苏军司令部疏通，并就在旅大建立中共机构等问题进行磋商。驻旅大苏军卫戍司令高兹罗夫中将会见了韩光，并告诉他司令部的王松少校是位中国同志。
要在情况特殊的旅大地区站稳脚跟，开展工作，首先必须打通与苏军的关系，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否则寸步难行。有自己的同志在苏军，那是意想不到的好事，韩光立即提出要与王松见面。
神秘的“王松少校”穿一身苏军军服，也就是三十多岁，中等个头，黝黑的脸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得知王松的真实姓名，韩光大为高兴，连说久仰大名。见刘亚楼一脸诧异，韩光便说：那年他们经迪化去苏联时，我刚好去延安送药品、皮衣等物资。回来后，过往办事处的东北抗联同志告诉我，说前几天来过一个延安的红军干部，很能打仗，名叫“六万六”。我听了很纳闷，怎么有这样的怪名字呢？就去问中央驻新疆的代表邓发同志，邓发同志笑着说：他不叫“六万六”，叫刘亚楼，因他是福建人，东北同志听不准南方口音，就把刘亚楼听成了“六万六”。直让我听了笑掉大牙。邓发同志还介绍了你的光辉历史，从此，你刘亚楼——“六万六”的名字就印在我脑海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