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刘亚楼听了，大笑起来。
韩光手指刘亚楼的肩章问：当年赫赫有名的红军师长、抗大教育长，他们怎么才授你个少校军衔？1938年我还是个上校呢！
刘亚楼笑了，见苏方人员都在一旁忙碌，便低声说：“他们要我加入苏籍，我没同意，惹得他们不高兴了……这还是他们为安慰我的情绪授的。反正我不在乎，我想离开这里。
刘亚楼郑重其事地请韩光帮助联系中央，告诉中央，他迫切希望投身祖国的解放战场，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苏军为了加强旅大地区的社会治安，提出成立一个警察总局，局长拟由中共方面出人。东北局认为这是件大好事，遂于10月底派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即赵东斌，解放后曾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赴大连任职。
赵杰在拜会高兹罗夫中将以期得到他的认可时，惊喜地发现，在高兹罗夫及其政治部主任巴森身边的那位苏军翻译官“王少校”，竟是久别的刘亚楼！1937年赵杰在延安“抗大”学习时，刘亚楼是训练部长。
高兹罗夫见赵杰和刘亚楼谈得亲热，感到有点奇怪。刘亚楼告诉他：我们俩在延安时就认识。
高兹罗夫笑着点点头：哦，原来是老朋友了。
那两个士兵端着长枪走过来，满嘴喷着酒气，血红的眼珠子瞪得老大，吆喝着：快，快把钱交出来，还有手表，不然，老子可就开枪了。
刘亚楼气愤地跳下车，严加斥责：你们这样做是犯罪，知道吗？你们是哪部分的，叫什么名字？
两个苏军大兵愣住了，没想到这个中国人俄语讲得这么熟练，他们面面相觑片刻，硬撑着劲儿反问：中国人，你没有权力管我们，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司令部少校！”
苏军士兵没料到会碰上这么个上级军官，只得“啪”地一声敬礼。
刘亚楼狠狠地说：你们再这样，非毙了不可！
进入东北后，苏军一些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对中国老百姓常加骚扰。害群之马的种种违纪行为，尤其是抢劫、强奸两项，给苏军造成恶劣影响。不久，刘亚楼得知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原红二军团师长、八路军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随苏军回哈尔滨就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在12月14日晚乘马车外出时，惨死在一名拦路抢劫的苏军士兵枪下。
就苏军违纪事情，刘亚楼和韩光向苏军驻旅大当局交涉后，他们表现得似乎十分通情达理，说：我们是友好的两个国家，今后一定要在部队里严整军纪。
在高兹罗夫中将的旨意下，驻大连苏军果然也像模像样地作了番整顿，还派出纠察队上街维持治安。对严重违纪的就地枪决，最多的一天枪毙了10来人。但苏军的违纪现象已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即使真正枪毙几个人，也无济于事。连苏军不少将军也为难地说：有些奸污过中国妇女的士兵，胸前挂了好几颗勋章，有的攻克柏林也是有功的，难道还能为强奸妇女就地枪毙他吗？
不出几日，韩光又急匆匆找到了刘亚楼，告诉他：我们的同志差点和苏军打起来了！原来，苏军对群众性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不以为然，尤其是对罚跪、戴高帽、游街示众等做法颇有意见，要求市委制止，还自己派出武装干涉，驱散群众斗争大会。市委对此很不理解，认为苏方不支持我们搞土地改革，双方时有冲突。如何在大连这个苏军军管地区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成为摆在市委面前的一个棘手课题。
刘亚楼去苏方“沟通”回来，兴冲冲地告诉韩光：苏方还是支持我们搞土改的，他们主要是顾忌美蒋抓住把柄加以攻击，从而给苏联在外交上造成被动。斗争大会如果不让美蒋特务拍照登报，苏方表示绝不干涉。
是时，国民党屡屡派员进入大连，组织“东北海军陆战队”，派中统、军统特务潜入大连窃取情报。美国间谍机关“海外观测队”也多次派特务到大连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如果斗争大会让美蒋特务拍照登报，甚至捅到联合国去，确实会给苏方带来外交上的麻烦。
韩光感到为难，因为斗争大会要开，又不能让美蒋特务混进来，这可就难了，斗争大会不管开在哪个街哪个巷，美蒋特务还不是照样可能混来拍照？刘亚楼建议，把斗争大会关在屋子里开，严查入场人员的证件，不准携带相机，更不许登报，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按照刘亚楼的“计策”，市委与苏军当局在土改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谅解，土改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主动回撤
1947年2月16日，杜聿明指挥5个师的兵力三犯临江，林彪和刘亚楼在松花江北一座简陋农家小院里研究二下江南方案。
此战是炮兵首次参战，林彪和刘亚楼的电令特别提及：城子街之敌设防已半个月，工事必完成，应根据此点配属炮兵力量。
2月22日，北满民主联军主力15万人，第二次南渡松花江。根据既定方案，六纵主力当晚将城子街团团围住，翌日上午6时攻城。
城子街守将、国民党新一军八十九团团长连续向师部发了七八份电报，要求派兵增援，空投弹药。
其中一份电报被“东总”截获后，刘亚楼对六纵司令员洪学智说：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国民党被围城打援搞怕了，不会轻易前来增援的。
韩光手指刘亚楼的肩章问：当年赫赫有名的红军师长、抗大教育长，他们怎么才授你个少校军衔？1938年我还是个上校呢！
刘亚楼笑了，见苏方人员都在一旁忙碌，便低声说：“他们要我加入苏籍，我没同意，惹得他们不高兴了……这还是他们为安慰我的情绪授的。反正我不在乎，我想离开这里。
刘亚楼郑重其事地请韩光帮助联系中央，告诉中央，他迫切希望投身祖国的解放战场，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苏军为了加强旅大地区的社会治安，提出成立一个警察总局，局长拟由中共方面出人。东北局认为这是件大好事，遂于10月底派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即赵东斌，解放后曾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赴大连任职。
赵杰在拜会高兹罗夫中将以期得到他的认可时，惊喜地发现，在高兹罗夫及其政治部主任巴森身边的那位苏军翻译官“王少校”，竟是久别的刘亚楼！1937年赵杰在延安“抗大”学习时，刘亚楼是训练部长。
高兹罗夫见赵杰和刘亚楼谈得亲热，感到有点奇怪。刘亚楼告诉他：我们俩在延安时就认识。
高兹罗夫笑着点点头：哦，原来是老朋友了。
那两个士兵端着长枪走过来，满嘴喷着酒气，血红的眼珠子瞪得老大，吆喝着：快，快把钱交出来，还有手表，不然，老子可就开枪了。
刘亚楼气愤地跳下车，严加斥责：你们这样做是犯罪，知道吗？你们是哪部分的，叫什么名字？
两个苏军大兵愣住了，没想到这个中国人俄语讲得这么熟练，他们面面相觑片刻，硬撑着劲儿反问：中国人，你没有权力管我们，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司令部少校！”
苏军士兵没料到会碰上这么个上级军官，只得“啪”地一声敬礼。
刘亚楼狠狠地说：你们再这样，非毙了不可！
进入东北后，苏军一些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对中国老百姓常加骚扰。害群之马的种种违纪行为，尤其是抢劫、强奸两项，给苏军造成恶劣影响。不久，刘亚楼得知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原红二军团师长、八路军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随苏军回哈尔滨就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在12月14日晚乘马车外出时，惨死在一名拦路抢劫的苏军士兵枪下。
就苏军违纪事情，刘亚楼和韩光向苏军驻旅大当局交涉后，他们表现得似乎十分通情达理，说：我们是友好的两个国家，今后一定要在部队里严整军纪。
在高兹罗夫中将的旨意下，驻大连苏军果然也像模像样地作了番整顿，还派出纠察队上街维持治安。对严重违纪的就地枪决，最多的一天枪毙了10来人。但苏军的违纪现象已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即使真正枪毙几个人，也无济于事。连苏军不少将军也为难地说：有些奸污过中国妇女的士兵，胸前挂了好几颗勋章，有的攻克柏林也是有功的，难道还能为强奸妇女就地枪毙他吗？
不出几日，韩光又急匆匆找到了刘亚楼，告诉他：我们的同志差点和苏军打起来了！原来，苏军对群众性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不以为然，尤其是对罚跪、戴高帽、游街示众等做法颇有意见，要求市委制止，还自己派出武装干涉，驱散群众斗争大会。市委对此很不理解，认为苏方不支持我们搞土地改革，双方时有冲突。如何在大连这个苏军军管地区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成为摆在市委面前的一个棘手课题。
刘亚楼去苏方“沟通”回来，兴冲冲地告诉韩光：苏方还是支持我们搞土改的，他们主要是顾忌美蒋抓住把柄加以攻击，从而给苏联在外交上造成被动。斗争大会如果不让美蒋特务拍照登报，苏方表示绝不干涉。
是时，国民党屡屡派员进入大连，组织“东北海军陆战队”，派中统、军统特务潜入大连窃取情报。美国间谍机关“海外观测队”也多次派特务到大连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如果斗争大会让美蒋特务拍照登报，甚至捅到联合国去，确实会给苏方带来外交上的麻烦。
韩光感到为难，因为斗争大会要开，又不能让美蒋特务混进来，这可就难了，斗争大会不管开在哪个街哪个巷，美蒋特务还不是照样可能混来拍照？刘亚楼建议，把斗争大会关在屋子里开，严查入场人员的证件，不准携带相机，更不许登报，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按照刘亚楼的“计策”，市委与苏军当局在土改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谅解，土改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主动回撤
1947年2月16日，杜聿明指挥5个师的兵力三犯临江，林彪和刘亚楼在松花江北一座简陋农家小院里研究二下江南方案。
此战是炮兵首次参战，林彪和刘亚楼的电令特别提及：城子街之敌设防已半个月，工事必完成，应根据此点配属炮兵力量。
2月22日，北满民主联军主力15万人，第二次南渡松花江。根据既定方案，六纵主力当晚将城子街团团围住，翌日上午6时攻城。
城子街守将、国民党新一军八十九团团长连续向师部发了七八份电报，要求派兵增援，空投弹药。
其中一份电报被“东总”截获后，刘亚楼对六纵司令员洪学智说：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国民党被围城打援搞怕了，不会轻易前来增援的。